乡村发展滞后、空心化是世界各国快速城镇化、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重点和重要着力点”。而农村空心化成为横亘在乡村振兴之路上的巨大障碍。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首先必须解决好农村空心化问题。
　　 
　　【农村“空心化”问题的主要表现】
　　（一）人口“空心化”
　　我国农村的发展成效有目共睹，但很多地方却难以见到熙熙攘攘的景象，究其原因是人口“空心化”所导致的。人口“空心化”是农村“空心化”的首要表征。据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情况可知，全国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数量为90199万人，占总人口的63.89%.；居住在农村的人口数量为50979万人，占总人口的36.11%。与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相比，城镇人口数量增加23642万人，农村人口数量减少16436万人，城镇人口数量占比上升14.21%。按照这一趋势，随着未来城镇化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城镇人口的绝对数量将会进一步增加，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将会进一步减少。此外，这部分变动人口多数属于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留下来的则多数属于妇女、儿童和老人，即“386199”人群，农村地区的人口结构也面临着严重失衡。
　　（二）住宅“空心化”
　　在大量人口流向城镇地区的情况下，农村“人走屋空”现象并不罕见，甚至有的农村地区房子数量比当地的人口还要多。许多房子除逢年过节会有人回来住上几天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闲置状态。这些闲置的房子有的是由于农民为改善家庭生活条件选择短时间内外出务工经商，像候鸟般往返于城市和农村两地之间造成的短期闲置；有的是由于农民放弃了农村生活方式，在城市里购房落户定居后造成的长期闲置；还有的是由于农民在城市里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但却被高昂房价劝退，选择回乡在新的地理位置修建新房后，又依然保留原有旧房而造成的闲置。
　　（三）土地“空心化”
　　土地是农民生产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我国农业基础薄弱，人均耕地面积小，无法进行规模化和机械化的生产经营，导致种地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而农民纷纷选择进城从事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的工作。农村劳动力匮乏，大部分土地都面临着无人来种的局面，而留守在农村的人群大部分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受体力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农业生产活动，所以只能选择土地抛荒。
　　（四）经济“空心化”
　　受城镇区域扩张和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村人口数量持续减少，现有劳动力无法有效满足农业生产活动的需求，农村产业的经济效率大大降低。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入，大量用于吃、穿、用、住、行的日常消费性资金也随之流向城市，农村资金流失现象十分严重，商业体系面临着巨大的打击，许多商店被迫破产倒闭。现如今，多地都存在着农民需要到镇上才能购买到日常生活用品的状况。此外，农村消费产品的层次也大大降低，大量三无产品和假冒伪劣产品在农村地区销售。
　　（五）文化“空心化”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作为传统文化继承人的农村年轻人远离家乡在外地求学或工作，导致他们对家乡的传统风俗习惯和民间传统工艺倍感陌生，缺少了日积月累的熏陶，也就难以接下代代相传的光荣任务，面对人口的不断老龄化，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延续性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同时，由于许多农民长年累月在外地，每逢节假日农村地区更是无人开展一系列的文化活动，长此以往，农村传统文化的发展势必会受到影响，甚至还有直接走向消亡的风险。
　　（六）管理“空心化”
　　民主自治是乡村治理的核心，但由于城市虹吸效应，农村的大部分农民尤其是具有知识文化的优秀农村青年并不甘心待在农村，从而使得许多农村地区的干部队伍年龄严重老化，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基层组织治理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加上妇女、儿童和老人这些留守人员缺乏一定的能力和精力，积极性也不高，公共事务管理被人冷落的情况日益突出，农村的公共权威逐渐丧失，农村管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摘自《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空心化”问题治理研究》，《山西农经》2024年第4期）
　　 
　　【农村空心化的成因】
　　（一）从人的方面看，人口总数减少和人口结构空心化的主要原因
　　1、改革开放后，城乡经济的发展是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后，国家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使部分农民离开土地而成为剩余劳动力。同时，我国城镇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这为劳动力资源的流入创造客观条件。各大城市在经济发展中劳动力不足，以建筑业、家庭服务业为代表，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并渴望得到国家制度的准许。总之，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既因为农村经济发展使劳动力出现剩余，也因为城市经济发展使其对劳动量的需求增加。
　　2、国家人口流动管理政策的放松为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提供机会。改革开放前，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人口流动管理政策下，农村和城市基本完全隔绝，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很难。改革开放后，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相对容易。198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从制度上保障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并给予其落户城镇的权利（仅限于县级以下的集镇，并且不含县城关镇），对人口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流动，国家仍采取限制的手段。从1985年后国家开始实行《暂住证》，从制度上进一步放开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在此背景下，为寻求更好的生活和发展，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他们常年工作生活在城市，造成农村人口总数减少，这是农村空心化的表现之一。
　　3、巨大的城乡差距使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目前有种说法是“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不论这句话正确与否，它足以体现城乡差距之大。在中国城镇化开启之初，城乡差距并没有现在这样大。然而，当时的城乡差距也较明显。总体上，我国城市经济发达，就业机会较多，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对农村人口有极大吸引力；同时，农村经济落后，收入来源单一，生存压力使农村人口流向城市。面对巨大城乡差距，在寻求更好生活的动力和摆脱困苦生活的压力的双重作用下，农村人口流向城市。
　　4、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失地农民为谋生而流向城市。在城镇化中，为建设和发展城市，一些农民的土地被征用，土地自古是中国农民唯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来源。失去土地后，农民已无法在农村生活，只能到城市工作和生活。这是农村人口空心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从物的方面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机构和设施衰落的主要原因
　　1、国家相关政策的调整，催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机构和设施的衰落。以学校为例，某些村级小学停办或合并到他校的原因之一是国家政策调整。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1983年8月教育部发布《关于普及初等教育基本要求的暂行规定》，在这两大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号召下，农村初等教育快速发展，小学遍地开花。当时，小学教育发展资金一部分靠国家财政拨款，另一部分靠农村居民集资。到了上世纪90年代，国家为整合教育资源，提高教学质量，大力发展义务教育，不再由农村居民集资兴办小学。由此，很多小学被撤销或合并到他校。总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机构和设施的衰落也与国家相关政策调整有关。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冲击，加剧基层公共服务机构衰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追求经济利益成为市场主体的首要目标。在此背景下，基层公共服务机构中的某些工作人员为寻求更高收入而离开原岗位，使基层公共服务机构萎缩。另一方面，部分基层公共服务机构市场化改革，使其失去国家财政支持，进而在经济欠发达、收入水平低的农村难以维持正常运转。因此，这些基层公共服务机构也逐渐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衰落。
　　（摘自《浅析当前我国农村空心化问题》，《农村经济与科技》2021年第23期）
　　 
　　【农村空心化引发的社会问题】
　　（一）弱化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全面领导着农村地区的各种组织及工作。但是随着近年来农村地区的空心化现象严重，使得农村地区的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着许多困境。首先，空心化使得留守在农村地区的大多为老人妇女及儿童，此部分人员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给基层党组织带来很大的困难，他们受各种因素的限制无法正确理解及配合基层党组织开展工作，在具体的工作开展过程中，此部分人员还往往阻碍着正常的工作进展，降低了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效率。其次，空心化所带来的农村人口老龄化不仅表现为农村村民的老龄化还表现为农村地区基层党组织队伍的老龄化，老党员的知识结构、工作技能、身心素质等已然不符合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党对基层党组织工作人员的要求，使得无法发挥农村地区基层党组织的原有带头作用，且这一部分党员受固有思维的影响，为防止自身地位被撼动他们往往不愿意发展新的党员，使得农村基层党组织老龄化问题陷入一个闭环中。最后，人口流动加强了基层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的难度，部分地区的农村村民已经不再依赖于党组织，基层党组织在村民中的引领作用已经受到影响，不利于农村地区各项工作的开展。
　　（二）威胁我国的粮食安全
　　粮食问题是事关国运民生的重大问题，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但目前我国的粮食供给与需求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供给受到自然条件的极大约束，土地资源是制约我国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提升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增加粮食产量，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刻不容缓。但受农村空心化的影响，“386199部队”成为留守农村的主体力量。首先，这一部分留守人员自身劳动力不足且素质较低，基础的农业劳作都不能实现更无法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发展新型农业，使得我国的粮食生产无法达到最优产量。其次，流向城市的青壮年劳动力在外工作所获得的经济收入远远高于单方面从事粮食生产所获得的收入，受城市拉力作用的影响，只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员流向城镇，再加上受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限制，这造成农村土地的大量抛荒，粮食耕种土地的减少直接影响着粮食的产量。最后，由于在农村地区种植经济作物的收益高于种植粮食的收益，农户纷纷只种植能满足自家需求的粮食将其他土地改种为能带来较高收益的经济作物，造成了粮食的大量减产。
　　（三）农村社会问题更加突出
　　随着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明显，直接引发了一系列农村地区的社会问题，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农村留守儿童及留守老人的问题。据有关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每五名儿童中就有一名为留守儿童，且我国的留守儿童数量一直呈增长趋势。由于留守儿童多由隔辈的爷爷奶奶抚养，而此年龄段的人受个人的知识文化水平、自身身体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一般来讲都不能给留守儿童适合的照顾，使得儿童安全保障方面存在巨大隐患。再者，受国家有关政策的影响，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学校大量减少，教师数量少，使儿童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且受学校距离较远因素的影响，儿童上学途中易出现安全事故，寄宿在学校的同学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留守老人不仅需要抚养留守儿童，更需要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干农活、做家务使他们疲惫不堪，饱受疾病之苦，心理得不到缓解的概率大大增加。“老无所养，孤独无助”成为了他们的生活常态。除此之外，农村地区的攀比之风盛行，村民间内部的差距不断扩大等也影响着农村地区的稳定。
　　（四）农村传统文化逐渐缺失
　　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写到“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我们将其进行上升概括，可以理解为乡土社会中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以其特有的传统文化来维持的，这种文化可以保证人们有序地进行社会生活，从而实现“礼治”的社会。然而，近年来随着农村青壮年的大量外流，一方面使农村地区的文化传承出现断层，另一方面农村地区的文化发展缺乏主体建设者，基层文化建设的群众基础不足，再加上部分地区的文化保护意识不强，使得乡土文化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另外，农村地区传统文化流失的同时也在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大量外来文化流入农村，缺乏辨别能力的村民很容易受到不良文化的侵袭。
　　（五）削弱农村地区自治能力
　　政府对整个社会的驾驭与掌控能力最为直接的体现就是政府治理能力及治理水平，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而农村地区的自治能力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后治理体制的调整，乡村社会有了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去改变传统乡村社会的同时，农村地区得到了不少的发展，但是我们仍不能忽视，在城镇化的推动下，由于农村空心化现象对于农村地区自治能力的削弱，影响着我国治理能力的提升。村民选举制度是我国一直以来实行的基本政治制度，即由村民直接选举村干部。在这种结构下，农村社会事务的治理主体是村民，村干部受村民委托对村中事务代为管理，受村民监督。但是农村地区的大量流失人员大多为高素质农民，留下来的妇女、儿童、老人受相关因素的影响参与村民自治的热情及能力都不足，使得农村地区自治主体不足，无法发挥正常的作用。同时，在现有留守农村地区的人员中，很难选出合适的村干部去管理村级事务。加之目前村干部的待遇普遍偏低，工作压力大，琐事较多，哪怕有适合当选的村民也不愿意承担这项工作，使得村干部队伍严重弱化。有时还难以避免地将一些村中恶霸选举上来，使得村庄治理更为恶化，严重削弱农村地区的自治能力。
　　（摘自《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空心化”现象治理探析》，《生产力研究》2022年第10期）
　　 
　　【新版ued官网下载ios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的空间格局】
　　新版ued官网下载ios县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农村人口空心化，且高程度空心化县域分布较广。新版ued官网下载ios55个县域中，农村人口空心化高程度县域17个，中高程度县域16个，中低程度县域19个，而低程度县域仅3个，高人口空心化程度（中高、高水平）县（市）数量远高于低人口空心化程度（低、中低水平）县（市）数量，新版ued官网下载ios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现象不容小觑。
　　新版ued官网下载ios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呈现显著地域性差异。从空间分布格局来看，低人口空心化区域零星分布在沿海地区和个别的内陆山区县域，高人口空心化的县域单元明显集中于中部和内陆山区，形成两个巨大的农村人口塌陷带。具体来看，高人口空心化程度的县域单元主要集中在闽西北和中部山区，低程度人口空心化的县域单元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闽侯县、晋江市和石狮市。其中闽西北省际边缘山区农村人口空心化严重地区，北起泰宁县南下至上杭县，形成了一条农村人口塌陷带，这是因为远离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县市，脱离了其经济辐射带动范围，山海协作不能发挥作用，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低，公共服务条件差，俨然成为新版ued官网下载ios区域发展的边缘地带。此外，中部地区北起沙县向南延伸至安溪县形成了形态类似的农村人口塌陷带。虽然该区域距离东部沿海地区较近，但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县市辐射范围有限，事实上该区域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县市经济联系紧密程度有待提升，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县市之间仍存在着较大的经济和社会公共服务条件的差距。此外，得益于新版ued官网下载ios“三轴六纵两联”的交通建设，中部地区劳动力向外流动的门槛进一步降低，大大加剧了中部地区农村人口流失。与之相反的是，东部沿海地区县市，尤其是靠近市辖区的县域单元农村人口空心化明显低于其他地区。其中以闽侯县、晋江市和石狮市为代表。闽侯县作为福州的发展腹地，一方面承接了来自主城区的产业转移，另一方面新兴产业迅速崛起，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并且相应的公共服务设施也愈发完善，不仅大大缓解农村人口流失，也吸引了周边县市人口就近流动。晋江市和石狮市则以不断壮大的实体经济和持续优化的产业结构迸发出高昂的发展活力。一方面，作为福建首屈一指的“首富县”，晋江吸纳了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率不断提升，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区域和农村人口不断缩小是晋江农村人口空心化明显低于其他地区的一大原因。
　　（摘自《新版ued官网下载ios农村人口空心化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台湾农业探索》2023年第5期）
　　 
　　【各地举措】
　　一、广东：财政助力绘就乡村振兴“丰”景图
　　广东坚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特别是部署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为在新起点上推动广东乡村振兴开创新局面、迈上新台阶注入强大动能。广东财政坚持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目标，把农业农村作为财政支出的优先保障领域，聚焦重点任务、优化支出结构、完善政策体系，为广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应有贡献。全省农林水支出连续4年超过1100亿元，每年安排省级涉农统筹整合资金超过300亿元，助力全省农林牧副渔业总产值增加至2022年的近8900亿元，城乡居民收入比持续缩小。
　　（一）着力绘就南粤大地富民兴业“丰收图”
　　广东财政坚持把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作为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坚持做好财政保障、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助力全省农业产业发展。
　　一是努力构建乡村产业新格局。2021—2023年，广东财政安排75亿元支持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园，全省共创建18个国家级、288个省级、73个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实现主要农业县、主导产业和主要特色品种全覆盖，着力建设“跨县集群、一县一园、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现代乡村产业体系。选取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资金试行“补改投”改革，探索将无偿补助改为股权投入，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支持打造现代化海洋牧场。广东财政多渠道统筹资金加大投入，2021—2023年，省财政每年统筹安排约20亿元支持海洋牧场及深远海养殖全产业链等渔业高质量发展项目实施，安排政府债券资金支持渔港建设、水产产业园、养殖基地等海洋牧场相关配套项目。同时，进一步降低养殖用海征收标准，积极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助力相关产业企业发展成长。
　　三是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助力产业发展作用。稳步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持续增加农业保险品种，全省农业保险已形成涵盖12个中央补贴型险种、8个省级补贴型险种、3个涉农保险险种、N个地方特色险种的“12+8+3+N”险种体系，“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等主要大宗农产品保障达到全国领先水平，全省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及增幅稳居全国前列，涌现出徐闻菠萝产值保险、梅州金柚收入保险、揭阳鲍鱼价格保险等一批全国首创特色农产品保险，为特色产业发展吃下“定心丸”、系上“安全绳”。
　　（二）着力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山水画”
　　广东财政围绕建设“美丽乡村”优化资源配置、加大支持力度，2023年安排省级以上资金逾187亿元补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短板。
　　一是持续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大力支持推动绿美广东生态建设，连续十六年提高省级以上公益林效益补偿标准，全面推行“先造林后补助”造林模式，遴选支持10个绿美广东示范点，持续提升城乡绿化水平。统筹支持削坡建房风险点整治、“三清三拆三整治”、厕所革命、生活污水治理、危房改造等农村建设重点任务，推动实现生活垃圾“村、镇、县”收运处置体系全覆盖，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47%，让农村生活更整洁、更环保。
　　二是着力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安排资金加快推进“四好农村路”提质扩面，助力通乡镇和行政村路面硬化率、行政村通客车率、农村公路列养率均达到100%。加强重大水利工程项目支持，安排22.5亿元支持推进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珠三角水资源配置等重点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统筹涉农资金、政府债券资金实施农村集中供水全覆盖攻坚行动，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9%以上，让更多村民喝上“放心水”。
　　三是不断优化农村公共服务。支持落实“两免一补”政策，巩固落实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推动山区教师生活补助标准高于基层机关事业单位乡镇补贴标准，促进城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支持选聘百名优秀退休医生到乡镇卫生院全职工作，落实边远山区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岗位津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事业费及欠发达地区村卫生站医生补助，吸引更多优秀医疗人才扎根基层、服务农村。持续巩固提高农村低保对象最低生活保障人均补差水平，以及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让困难群众更安心。
　　四是支持建强基层战斗堡垒。建立起有广东特色的基层党建经费保障政策体系，创新安排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推动全省基层党建保障“一盘棋”。发挥省市县镇各级政策协同效应，指导各地出台适宜本地区党建实际、突出本地区党建重点的财政保障政策。制定《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度实施细则》等一系列制度，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行为，持续开展村居两委“白条账”和违规发放津补贴专项治理，加强和规范农村基层财务规范管理。
　　（三）着力绘就岭南粮仓农产供应“安全色”
　　广东财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围绕省委、省政府有关工作部署，打出一套“保收益、强基础、稳生产”的组合拳。
　　一是突出保收益，支持调动重农抓粮积极性。认真落实国家有关政策，2021—2023年，安排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和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98亿元，充分调动农民群众保护耕地、提升地力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稳定全省粮食生产面积在3200万亩以上。2023年，安排产粮大县奖励资金1.6亿元落实中央产粮大县奖励政策，调动产粮大县重农抓粮积极性。
　　二是突出强基础，紧抓粮食生产的关键问题。深入实施“藏粮于地”战略，率先出台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奖补政策，支持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2021—2023年，统筹下达省以上资金超68亿元，全力支持提升耕地质量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奋力打好“种业”振兴翻身仗，2022年起省财政连续三年每年安排5亿元支持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保障种质资源保护、重要种子品种攻关等工作，加快打造种业强省。
　　三是突出稳生产，强化丰收增产各项保障。推进农田水利建设，2023年，下达10.84亿元支持实施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小水库安全运行、小水电分类整改，安排4亿元支持推进中小河流治理、农村水系连通等，有力保障农村生产用水。安排补助资金4亿元用于支持水稻统防统治、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示范镇等项目建设，统筹安排农机购置补贴资金2.94亿元支持提高农业装备支撑，推动解决粮食生产中烘干机普及率较低问题。
　　（四）着力绘就支农资金提质增效“工笔画”
　　广东财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紧盯惠农项目资金的要求，全面加强财政涉农资金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确保资金用在刀刃上。
　　一是规范落实涉农项目评审。建立以量化评分制为基础的结构性评审模式，不断完善相关制度，提升项目评审的科学性、公正性和透明性。加强对地市涉农项目评审的指导培训和监督检查，既保证评审质量，又提高评审效率，有效促进了项目落地，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
　　二是着力实施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将绩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涉农资金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的全过程，扎实开展涉农资金绩效目标管理、绩效执行监控、绩效评价及结果应用，初步探索将涉农资金评价结果与涉农资金预算安排挂钩，探索建立项目闲置资金超时调整机制和省级涉农资金市县动态调整收回机制，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三是全面推进农村财务监管平台建设。持续优化升级农村财务监管平台功能，同步加强管理制度建设，健全数据信息网络安全机制，强化监管机构和人员管理，加强全省农村财会人员业务培训，推广创新监管经验，全省所有乡镇（街道）和超过2万个行政村（居）均接入平台，实现了监管范围和监管过程全覆盖。
　　（摘自《广东：财政助力绘就乡村振兴“丰”景图》，《中国财政》2024年第1期）
　　 
　　二、浙江台州：乡村振兴背景下“空心村”蝶变的实践
　　上栈头村位于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楚门半岛东端，依山傍海，户籍人口1035人，常住人口仅200人左右。但由于位置偏僻、交通不便，2018年以前，村集体经济一直比较薄弱，村经营性收入不到8000元。2019年后，上栈头立足山海资源优势，探索“4951农民持股共富”模式，促进产村融合经营，2023年村集体收入达到118.5万元，是一个人口空心化实现共富发展的典型村庄。
　　（一）上栈头村创富经验
　　上栈头村的“农民持股共富”模式获得各级肯定，2021年被央视新闻联播以117秒时长单条报道，并在中国-丹麦共同富裕与共同发展研讨会、2023中国（浙江）——澜湄地方合作发展论坛、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现场会等会议上做经验交流，2023年7月，更是获得时任省委书记袁家军的现场点赞。
　　1、找准资金筹集方式，村民变股民。
　　2018年，为改变落后面貌，该村村两委用5天时间跑了7个省市考察旅游项目，决定建设玻璃吊桥。为解决资金难题，村民们琢磨出“村民49%+村集体51%”的股份众筹方法，坚持“不落一人、全村平衡”原则，共筹集700万元。营业半年收回成本，并通过提供村道清洁、景区售票检票等岗位，带动150余名、60岁以上老人月增收2000元，2019年成功脱贫。
　　2、创新红利使用方式，共富展新貌。
　　规定项目利润的50%按户分红、50%用于再建设，陆续开发时光隧道、摩天轮、天空之镜、5D影院、海水瀑布等十多个游乐项目，并盘活改造一批闲置农房发展民宿，上栈头村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迪士尼”。家乡的华丽蜕变，成功吸引数名企业经营人才回乡创业。2019-2022年，景区共创收4000多万元，村民累计分红800万元，股份回报率达78.19%。
　　3、优化村居功能项目，宜业又宜居。
　　村庄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村民安居乐业。这几年，该村持续畅通村庄对外道路，建设垃圾分类智能村，开展公厕数智化改造，不断美化人居环境。建成“幸福里”幼老托育中心，为村里老人提供医疗、就餐、娱乐等服务，为有孩家庭提供家门口的亲子阅读和儿童游乐场所。投资1000万元建成共富学院，用来邀请专家学者、新农人上课，为本村以及其他村的村民传授技能、增加三产服务收入，以“精神共富”反哺当地旅游产业以及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上栈头村发展启示
　　1、两委班子带头干，攻坚克难强拼力。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直接联系群众的纽带，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走好“最后一公里”的关键。上栈头村党支部富有战斗力，村“两委”班子团结一致，干劲十足，探索实施“支部领治、网格协治、党群议治、云端智治、人才引治”五治模式，推进共富项目加快建设。通过带头迁坟等一系列榜样行为，高效解决土地征用、项目监督等纠纷18件，将基础设施建设、土地资源配置等问题前置处理，全面提升了后期项目的跟进效率。
　　2、股份众筹齐心干，主动参与共发力。
　　在乡村旅游建设中，通过将村民利益与集资建设项目收益紧密捆绑，让村民成为“利益相关者”，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更好地促使村民主动配合、参与项目建设经营，加速项目建成速度，景区仅7个月就完工开放，营业4个月获得了400多万元的利润。上栈头村村以“村民49%+村集体51%”的股权分配比例筹措资金建设共富项目，杜绝村干部因岗位优势等引发资源分配不均现象，科学设定“认购台阶”，全面提升了村民在项目建设中的主人翁意识，也强化了村干部与村民间的凝聚力。
　　3、企业家们引领干，引凤筑巢显魄力。
　　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现任村委书记吴法林是浙江柏思达齿轮有限公司董事长（企业已全权交由其儿子打理），曾经在外经商17年，作为乡贤回家乡参加村务工作。吴法林以企业家的敏锐捕捉振兴上栈头村发展的商机，带领村两委班子考察研究项目，投资发展滨海旅游资源，创建“4951”融资模式，使村民变股民、村庄变景区、资源变资产，成功走出一条共富之路。为了保持客流量，不断开发新的项目进行引流。注册成立旅游开发公司，集团化运用乡村旅游经济。吴法林敢作为敢创新的创业精神深深影响了上栈头村其他在外创业成绩突出的企业经营人才，累计吸引10余名企业经营人才投资辅助家乡创业，使村庄发展呈现蓬勃向上趋势。
　　4、分红再投持续干，共富之路加马力。
　　乡村旅游的一大痛点在于同质化、搞“一阵风”，上栈头村并未因为成功挣得第一桶金便停止脚步，而是制定了滚动开发机制，利润提取投入资金实现新项目再建设，保障乡村旅游项目滚动可持续发展，2023年上栈头村村民累计分红600万元。滚动投入不仅让村民获得更大收益，也让大家对未来更有信心，村民自治意愿更强。
　　（摘自《乡村振兴背景下“空心村”蝶变的实践探析》，台州市人民政府网站2024年4月25日）
　　 
　　三、浙江景宁：破解“空心村”治理难题
　　近年来，针对农村“空心化”严重，景宁县积极探索党建引领下的空心村分类治理路径，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经验方法。
　　（一）强村合并弱村
　　从沙湾镇沙湾村毛山头自然村海拔500多米的山顶俯瞰，一片片光伏电站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是毛山头自然村多年来首个落地见效的集体产业，一度因为政策处理难推进而被搁置。去年与沙湾村并村后，仅用30多天便顺利完成了57户的政策处理工作。
　　2019年年初开始，景宁针对农村“空心化”实际，立足于村多、村小、村散、村弱实情，全面启动行政村规模调整。这之前，全县254个行政村17.5万余人口，71.2%农村群众和65%党员选择到县城或外地创业打工。
　　“我们在尊重民意基础上，推出做大集镇村、做强中心村、以强带弱、以富帮贫、同向发展、抱团发展”等6种并村模式。”该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两新”工委书记严小红介绍，“沙湾村就是通过‘以强带弱’模式进行合并的村之一。”
　　通过调整，该县行政村减少到136个，一批空心化严重、立地条件差、资源禀赋少的村被合并。同时，打破地域界限，按照党员的地缘、业缘等，探索建立产业型、功能型和结构型党组织，为乡村振兴积蓄了充足的动能。
　　（二）党员流动“充电”
　　在景宁，从农村流动到县城经商、打工的党员有2300余人，占农村党员总人数的33.7%。“如何加强这一批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规范组织生活，成为基层党建的一大难题。”严小红说。
　　寻求破解之法，景宁推出流动党员夜校。夜校每周五晚在县城党群服务中心开课，以乡镇为单位，组织流动党员特别是流动到县城的党员轮流参加，“夜学”情况计入主题党日考勤。
　　为确保学习效果，处理好工学矛盾，夜学定时间、定学习大纲、定授课人，主要以乡党委书记为授课主体，为流动党员定期送上高质量的党课。
　　“党群服务中心提供的党性教育套餐形式多样，参观党建展馆、认领微心愿、参与党性体检、观看红色电影等一应俱全。”标溪乡党委书记陈轶群在上完夜校党课后点赞道。
　　党员夜校变流动党员“跑”为乡镇书记“跑”，真正让流动党员在接受党内教育过程中“跑最短路程”。截至目前，景宁已举办流动党员夜校97期，全县流动党员人均接受4轮以上集中学习。
　　（三）域外服务老乡
　　当前，由于缺乏产业支撑，到县外创业打工的景宁籍群众有6.8万多人，33%的党员流动在县外。去年4月起，景宁在理顺驻外党组织、异地商会、域外网格关系基础上，陆续在天津、北京、重庆、云南等在外景宁人较为集中的省市成立域外服务中心，让景宁老乡在外就能轻松办成事。
　　服务中心整合流动党员教育管理、行政审批、商会服务、网格治理、民情调解等职能，目前可提供社保、民政、不动产、市场监管等20多项“高频事项”的办理。同时，配备了专职干部，负责办理日常业务，牵头组织党员开展组织生活。
　　吴华彬是景宁域外（云和）服务中心的主任、景宁驻云和支部书记。除了每天受理群众正常的审批代办业务外，他还要帮助景宁籍在云和群众解决各种纠纷、矛盾。“中心是‘娘家’、有事就找他”这句顺口溜，渐渐在景宁籍外出群众中流传开来。
　　目前，景宁已在全国10个省份17个地市成立域外行政服务中心，累计服务群众3200多人次。
　　（摘自《破解“空心村”治理难题》，今日浙江网2020年12月15日）
　　 
　　四、江苏南京：4807栋闲置农房的“命运”
　　南京无想山风光旖旎，景色幽远，在这个森林覆盖率95%的国家森林公园，藏着一个爆火的网红打卡点——溧水晶桥镇芮家社区石山下自然村。每逢节假日，一批又一批的游客就涌入这里打卡拍照，欣赏乡村时尚小屋，享受田园休闲时光。
　　村里的时尚小屋由闲置农房盘活以后改造而来。看着络绎不绝的游客，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刘家春深有感触地说：“盘活闲置农房，村民得实惠，集体增收入，乡村添活力。”
　　闲置农房“一子落”，乡村振兴“满盘活”。南京溧水、高淳激活乡村闲置资源的创新探索，转动了4807栋闲置农房命运的齿轮，昔日闲置的“沉睡资源”一跃成为乡村发展的“振兴增量”——两地超过100个自然村告别“空心化”，约4800户农村家庭、约1.5万名农民实现增收致富。
　　从“沉睡资源”到“振兴增量”，闲置农房盘活给乡村带来的改变，不只是冷冰冰的建筑更新，更有热腾腾的美好生活。
　　（一）从凋敝走向振兴 一个“空心村”的蝶变
　　石山下村位于溧水无想山南，这个拥有700多年历史的小村子，风景优美，底蕴深厚。
　　沿着村中的环线走一圈，民宿、酒店、咖啡厅、米糕坊、农耕馆、艺术家工作室等业态一应俱全。
　　推开乡居·未见山酒店的木门，各种老物件的历史沧桑感穿越时光扑面而来，独特的文艺范儿吸引诸多市民“为一间房赴一个村”——500元至2500元的客房单价挡不住源源不断前来体验的游客，每到节假日，酒店订单都是爆满状态。
　　走在村里，刘家春常会产生恍惚感：几年前，石山下还是一个日渐凋敝的“空心村”。全村161户600多村民，70%常年在外打工，近20%房屋常年空关闲置。“为了讨生活，村民纷纷往主城、外地跑，村里空空荡荡，不少房子因长期无人居住而变得破败不堪。”刘家春回忆。
　　转动石山下村闲置农房命运齿轮的是一项“国家级”试验——2019年12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部门联合印发《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公布11个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名单，包括南京市溧水、高淳在内的江苏宁锡常接合片区入选。
　　借助试验契机，南京溧水区加快推动石山下美丽乡村建设，并对石山下闲置农房进行收储，引入社会资本进行改造利用。以石山下西塘为中心，28栋农房改造成了酒店大堂、餐厅和8间客房，另外33栋闲置农房改造成民宿、工作室、餐厅等。
　　因为顺应了全民休闲度假的时代趋势，再加上自身山水条件优越、体验丰富，石山下村迅速蹿红，节假日每天上千人前来观光休闲，一跃成为南京热门的网红打卡地之一。
　　美丽乡村建设打开了石山下的发展空间，而越来越旺的人流、资金流，先后吸引100多名本村村民从城市回流。原本在外打拼的刘福英回到村里创业，利用自家闲置房屋开农家乐，一年收入超20万元；本村刘小雪大学毕业后回到村里就业，她的母亲则在家门口加工米糕销售，节假日一天营业收入上千元；孙愉植家的闲置房屋被收储后，她进入村里酒店打工，一个月能挣3000多元。
　　农村集体经济收入也直线上扬。石山下所在的芮家社区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去年村集体收入超460万元，是5年前的5倍多。
　　（二）因村施策稳步推进 4年盘活4807栋闲置农房
　　2018年，高淳区政府与清华大学合作，在高岗村共建江苏省首家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此后，高淳又借助国家城乡融合试验机遇，对高岗村进行整村规划开发，双方依托高岗的自然肌理和山水条件，以耕为本、以读为核，发展高岗·清华特色田园教育产业。收储租赁的18栋闲置农房，由清华大学校友进行设计，引入咖啡、文创开发、高端民宿、团建培训等多种业态，为游客提供磨豆腐、做米糕等手工体验项目，同时搭建起“乡村戏台”，展示“跳五猖”等当地传统民俗文化。
　　胡腊梅家老房子经过设计，改造成了“童梦厂”游玩乐园，这里成为孩子们的梦想空间。房子获得“新生”，胡腊梅家的收入也显著提升。除了一次性拿到了20年租金8万元，她还在米糕坊打工，每月有3000多元收入，再加上村里分红，家庭收入翻了两番，胡腊梅等村民因此也被称为拥有租金、股金和薪金的“三金农民”。
　　因村施策是溧水、高淳探索闲置农房盘活的鲜明特点。4年来，两区因地制宜、因村施策，通过收储、租赁、置换、农民自营等多元途径盘活闲置农房。闲置农房盘活后，根据集体和村民的实际需求引入新业态，或化身酒店、民宿等文旅项目载体，或打造红色基地、非遗文化展示场所，或改造为农村公共服务机构。
　　其中，高淳漆桥街道胡家坝村18栋闲置房屋，打造成了以“渔歌文化”为主题的“渔隐朴宿”精品民宿点；溧水东屏街道长乐村闲置幼儿园改造为冷库和农业仓储加工厂房对外租赁，既方便当地农副产品就地冷藏、深加工，还增加了村集体收入；溧水芝山村小学闲置多年，原地改建为井山民宿，吸引众多网友前来打卡，每年可为村集体增加100万元租金收入。
　　得益于因村施策的灵活机制、多种利益联结的合作模式，两地闲置农房盘活成效明显——截至今年12月19日，溧水、高淳已分别盘活闲置农房3284栋和1523栋，涉及超100个自然村约1.5万名农民。
　　（三）超亿元投入形成完整产业链 一位企业家的“账本”看前景
　　在溧水和凤镇张许村，一间可以欣赏石臼湖落日的日落餐厅即将建成投用，投资方——广州知了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负责人周玉婵每天都在现场盯施工进度。该项目投资3000万元，盘活3栋共700多平方米闲置农房，将打造为国漫艺术乡野体验基地，包括文创书屋、文创市集、野生营地等。
　　这是周玉婵在溧水和凤石臼湖沿线投资的第五个项目。截至目前，周玉婵领衔的投资团队已在溧水和凤诸家村、骆山村等地投资了“田姐家”民宿、栖泊民宿、艺术家小院、驿站等，总投资超亿元，利用闲置农房60多栋。
　　超亿元投向乡村，信心何来？盘活闲置农房，企业利润几何？周玉婵告诉记者，自己从事建筑设计工作，这些年一直和乡村“打交道”，无论是从事乡村规划设计，还是投资民宿，她都深度参与农房改造利用。“随着生活水平提升，城市居民更加追求丰富多元的生活方式，乡村大有可为。”周玉婵介绍，随着石臼湖“天空之镜”、“龙猫草海”、诸家“爱心树”相继爆红，来石臼湖沿线休闲旅游的城里客越来越多，这给了她坚定投资乡村的信心。
　　投资乡村民宿，绝不是“只为情怀”。根据测算，民宿年入住率超过25%就可实现盈利，而“田姐家”民宿旺季入住率可达八成，淡季入住率约三成，平均下来，投资年回报率起码约10%。
　　尽管回报周期略长，但周玉婵依然坚定看好民宿未来盈利空间。经过几年积淀，周玉婵在溧水投资的5个民宿组团，已逐步形成“民宿+餐饮+旅游”的完整产业链，游客停留时间、“二次消费”都在稳步增加。
　　闲置农房融资堵点也已顺利打通。今年8月30日，溧水石景农地股份合作社经区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流转了石山下村刘后顺家的闲置农房，领取到溧水第一张农房使用权流转鉴证书，并用此证贷到南京市首笔农房易贷5万元。
　　发放农房使用权流转鉴证书，是溧水的创新探索。鉴证书既明确了出租方的房屋权属，又方便租赁方将农房使用权作为质押物进行融资，推动闲置农房盘活真正形成“资源—资产—资本—资金”的良性循环，有力增强社会资本入市信心。
　　（四）“三大难题”待解 专家支招写好“下半篇文章”
　　闲置农房盘活，一篇妙文刚刚破题，而写好“下半篇文章”，依然要解决好“闲置农房信息不对称”“部分农民参与积极性不高”“盘而不活”等三大难题。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土地管理系博士研究生张兆亮走访调研了江苏数十个乡村，专题研究闲置农房盘活。在他看来，闲置农房盘活首先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难题。从调研情况看，闲置资源和社会资本之间普遍缺少匹配平台：一边是大量闲置农房“待字闺中”，一边是社会资本苦寻标的。
　　张兆亮建议，地方政府可以搭建闲置农房流转交易平台，同时拓展“互联网+金融+产业”模式，与银行、金融部门、保险公司对接，为闲置农房盘活利用提供资金保障和信息服务，从而提升闲置农房信息匹配的精准度。
　　农民参与的内生动力不足问题也不容忽视。部分农民担心，如果租期太长，房屋所有权可能发生变动，自己有可能会丧失房屋合法权益。而如果租期太短，社会资本又担心投入产出不成正比而不愿意投入。
　　“让农民主动积极参与闲置农房盘活至关重要。”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黄建伟建议，地方政府应该尊重农民意愿，正视农民需求，设计闲置农房入股、出租、合作等盘活的多种路径，在充分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前提下，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才能打消部分农民顾虑，提升他们的参与积极性。
　　部分闲置农房收储租赁后，还要警惕“盘而不活”。黄建伟和张兆亮在调研中发现，部分零散闲置农房被收储后并没有真正得到利用，再次进入“闲置状态”。对此，他们建议，地方主管部门应加强村庄规划，通盘考虑土地利用、产业发展、居民点布局、人居环境整治、生态保护等，编制“多规合一”村庄规划，立足村庄实际推动闲置农房盘活，让闲置资源激活后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动力引擎。
　　“闲置农房盘活的重中之重，是要植入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在周玉婵看来，在植入产业方面，浙江临安的经验值得借鉴，当地通过引入“乡村运营师”，有效弥补乡村缺乏专业人才的短板，“乡村运营师”懂经营、善管理、会投资，可以从运营层面为乡村进行顶层设计，为闲置农房盘活提前谋划特色产业，从而真正改变乡村闲置农房命运并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摘自《江苏南京：4807栋闲置农房的“命运”》，《南京日报》2023年12月25日）
　　 
　　五、山东沂源：探索农村基层聚合发展
　　山东省沂源是革命老区县、山区农业县，现有446个行政村、人口57.6万，村多、村小、村弱，且地理分布比较散，农村存在“空心化”严重、发展不平衡、缺乏产业支撑、为民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
　　问题就是工作导向。2017年以来，沂源先后探索推行了以“优秀村书记跨村任职、组建联合支部、建立联村党委”为主要内容的“联村党建”工作模式，并实施了行政村规模调整工作，推动实现了村级组织的集约集聚发展。在此基础上，2021年底，沂源推行跨地域、跨领域、跨行业、跨层级共建模式，推动基层党组织“模块重组”“条块融合”，组建了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党建共同体。
　　目前，全县已成立党建共同体77个，全域覆盖446个行政村、21个城市社区，同步覆盖106个非公企业、22个社会组织。全县446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实现10万元以上增收目标。
　　（一）构建“大党委” 建强乡村振兴组织体系
　　沂源通过党建共同体模式，创新和改进组织设置方式，党组织体系上下贯通、执行有力，有效提升了基层组织力。
　　在理念上，打破就村抓村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突破村级行政区划和党组织管理界限，在不改变行政区划、不增加管理层级、不违背各村居意愿的前提下，通过先进村居传经验、明思路、帮建设，推动产业对接、发展增收，统领区域乡村振兴发展。悦庄镇崔家庄党建共同体党委，统筹片区先进村、企优势，分类结对帮扶党组织相对软弱涣散的中营村、朱家庄村，通过帮助实施100亩蜜薯种植项目、谋划建设“沂源红”民生综合体等，着力以实绩凝聚人心，推动治理整顿走深走实。
　　在范围上，充分考虑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和重大农业、文旅项目覆盖面等，依托镇（街道）原有责任区，合理确定服务半径，覆盖6～8个村，并根据发展需求，同步覆盖区域内的社区、企业、机关等基层党组织，变“单打独斗”为“协同作战”。东里镇绿动力产业园党建共同体党委，整合山东华联矿业党委和片区内11个村党组织，协调土地4000余亩，推动落实洽谈项目23个，有力助推产业园发展。
　　在形式上，按照“党建引领、区域统筹、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共建共享”的原则，将片区内各类基层党组织“模块重组”“条块融合”，探索推行村村联建型、村企共建型、村社聚合型、产业集群型、跨界融合型等5种类型，着力构建全区域统筹、全要素管控、全方位联动、全领域融合的乡村发展新格局。“村村联建型”的南麻街道沂河之畔党建共同体，立足片区芦笋产业优势，以土地流转扩建芦笋产业园区，建成江北最大的芦笋生产基地。
　　（二）完善新机制 凝聚乡村振兴强大合力
　　沂源通过党建共同体模式，发挥党组织的引领和统筹作用，整合、共享资源优势，凝聚全面发展的合力。
　　明确职能定位。强化共同体党组织党建引领作用，明确共同体党组织宣传贯彻上级政策、指导基层党组织建设、重大事项讨论提议等6项主要职能，落细落实区域产业发展、社情民意收集等10项具体职责，提高共同体党组织话语权。南鲁山镇流水锶乡党建共同体党委，不断强化共同体社情民意收集职能，依托党的二十大代表陈丙福，创建党代表工作室，常态化开展民意收集40余次，收集村民诉求120余件，协调解决问题40余个。
　　注重赋权扩能。聚力打造“15分钟服务圈”，持续推动镇（街道）权力下沉、人员下沉、资源下沉，高标准建设22处党建共同体便民服务大厅，整合公安、城管、自然资源等执法力量进驻，累计承接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60项，凝聚区域发展合力。石桥镇工业园区党建共同体，围绕片区村企聚集实际，整合安全、生态环境、统计、综合执法等10余个部门单位20余名专职工作人员，全部下沉共同体党群服务中心，聚力为企业提供“家门口”式服务。
　　健全运行体系。建立联席会议、分工负责、集中办公、民主议事、联动攻坚、定期通报“六项制度”，实行队伍联管、发展联抓、阵地联建、活动联办、服务联享、治理联动“六联机制”，强化有场所、有人员、有规划、有制度、有经费、有考核“六有保障”，推动所辖党组织“组团作战”，实现人联、业联、物联、心联。东里镇全覆盖推进共同体小食堂、小文体活动室等“五小”设施建设，为每个党建共同体单列运转经费6万元，有效保障党建共同体实体化运行。
　　（三）打造强引擎 激活乡村振兴发展动能
　　沂源通过党建共同体模式，打破和消除村庄之间的界限壁垒，健全和完善党建引领农村善治水平、产业发展、民生建设的工作体系，不断夯实融合共建基础。
　　坚持产业发展“一盘棋”。共同体党组织综合考虑各共建单位资源互补性，科学编制片区产业发展规划，整合利用资金、土地、信息、人才等资源，整体打造区域产业经济带和产业振兴片区，构建产业发展聚合格局。目前，已建成乡村振兴示范片区23个，推动60个产业项目投产。鲁村镇沂河源乡村振兴党建共同体党委，统筹片区食用菌生产、果业种植、果蔬加工等农业产业，以及汇泉桃花岛、李怀杰艺术馆、特色民宿等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推动片区内6个村、6家农文旅企业和3个社会团体聚力发展、组团作战，共同体成立以来，牵头流转土地878亩，新发展产业项目6个。
　　坚持基层治理“一体化”。将各自为政的村级管理模式，转变为统筹的社区化服务模式，用好“党建引领、一网三联、全员共治”社会治理模式，整合共同体党委和共建村党员干部力量，对片区内的重点任务和工作难点问题，实行大事难事共商、矛盾多元调解，实现区域内新冠疫情联防联控、征地拆迁集中攻坚、人居环境齐抓共治、矛盾调解关口前移，全面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南鲁山镇鲁山金叶党建共同体党委，针对片区下文坛村党组织软弱涣散、信访矛盾突出等问题，组织开展信访积案协调联动攻坚行动，共同体党委书记、委员以及各派驻力量下村入户、走访摸底，会商研判、综合施策，成功化解下文坛村信访积案4起，解决矛盾纠纷12起，筑牢了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前沿阵地”。
　　坚持民生服务“一站式”。依托共同体党组织，整合区域警务、法律、医疗、教育等各类服务资源，集中建设集长者食堂、卫生室、澡堂为一体的“沂源红”幸福家园民生综合体300处，建强用好党群服务中心，实行一窗受理、全科服务，全覆盖服务446个村，群众幸福感、满意度持续提升。南麻街道南部新城党建共同体党委，在核心区域建立“共同体”便民服务大厅，进驻人社、综合执法等7个部门单位，开设5个综合服务窗口，打造“码上办”“智慧法庭”等线上办理平台，确保大事小事不出“共同体”，为民服务更加便捷高效。
　　（摘自《沂源探索农村基层聚合发展》，《瞭望》2023年第6期）
　　 
　　【国外治理农村空心化经验】
　　（一）日本：完备的法律体系有力促进了空心化治理
　　日本农村人口空心化最先发生在农业生产条件恶劣的山区，年轻人大量转移到城市，大量耕地被抛荒和弃耕，导致村落原有的功能无法维持，问题严重的地区甚至出现了村落消失。日本过疏化地区主要分布在地理条件、交通状况与气候条件较差或人类生存与生活环境相对不利的孤岛、豪雪区、深山等偏僻地带。治理农业生产条件恶劣、人类生存环境恶劣的地区便成为日本治理农村空心化的紧要任务。
　　1、国土开发规划系列法律。日本于1961年颁布了第一部《全国综合开发规划》，此后进行了6次国土综合开发规划。期间日本国土开发目标从产业发展、宜居生活转为可持续发展，国土结构完成了从点、线或轴到面或圈的发展，体现了日本首先振兴农村产业，继而改善人居生活环境，首先据点开发，继而星火燎原的治理思路。国土规划侧重于城乡协同发展，大规模工业基地建设、资源和产业基础的开发缩小了城乡差距，将产业向城市圈以外的乡村地区牵引，这就促使城乡资源相互流动，要素相互融通。改变以太平洋沿岸带状产业布局为主的发展状态，加强建设地方圈，发挥农村、山区、渔村的特色优势，倡导地方自主开发并带动志愿者和普通居民参与其中，城市圈一极发展的极端状态开始向城市乡村多级发展的均衡状态转变。
　　2、针对过疏地区治理的系列法律。与国土规划同期进行的还有针对农村人口空心化的法律条例制定。1970—2000年，日本相继颁布了4个振兴过疏化地区的法律。《过疏地域对策紧急措置法》制定目的在于尽快缓解地区人口过度减少的局面，遏制地区财政状况恶化，措施多集中于改善道路交通设施、完善生活环境、振兴农村产业、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提高老年人福祉、建立通信体系等方面。《过疏地域振兴特别措置法》制定目的是为了振兴过疏化乡村，处理人口空心化带来的不良后果，措施与紧急措置法的措施差别不大，包括改善医疗条件、提高居民生活、完善逐渐低下的地区生产功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措施，更加侧重于振兴产业方面的投入。《过疏地域活性化特别措置法》则强调发挥地区自身的特性，灵活应用地区特色进行建设活动，除了基础设施建设，还要发掘地区自主建设的能力。《过疏地域自立促进特别措置法》强调促进地域自立，对地区产业发展要促进农业与旅游业结合，利用地区资源打造具有地区特色的产品，保护地区文化，形成富有个性的地域社会，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吸引城市人口回流。日本通过持续制定新的过疏政策，不断探索适合过疏地区发展、具有特色的新型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及治理机制，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过疏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3、针对特定区域的治理法律。日本还颁布了《山村振兴法》《农村地区工业引进促进法》《特定农山村法》《农业渔村宿型休闲活动促进法》等一系列针对特定区域治理的法律。《山村振兴法》在保护山村森林、生态建设、保护山村文化、保证山村信息畅通及通讯体系完善、通过补助学校培养林业从业人员、给予地方政府经济支持等方面作了要求。《农村地区工业引进促进法》引导城市工业进入农村，农村迅速兴起一大批中小型企业，改善了农村投资环境，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特定农山村法》《农业渔村宿型休闲活动促进法》针对地势和地理条件恶劣的农山村，通过促进农业产业化和乡村旅游等农业经营模式来促进农山村的经济发展。
　　（二）韩国：政府领导下全民参与的乡村建设运动
　　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起的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地区流失了一半以上的人口，几乎所有韩国农村人口都在以每年超3%的速度减少，韩国的农村地区已转变为人口稀少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悬殊，农民生活水平低下，农业劳动力人口大量外流，工业化和城镇化溢出的负面效应不可避免地使韩国乡村陷入凋敝的困境。为了振兴乡村，韩国于1970年开始了以“勤勉、自助、协同”为基本精神，以“脱贫、自立、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新村运动”。
　　1、夯实基础设施建设。1971年，韩国250多万农民中约有80%住在茅草屋，韩国政府向全国3.3万个行政村免费提供水泥，用于修建公路和住房，改造了农民住宅245万户。韩国农村道路狭窄弯曲，交通不便，村民利用政府提供的免费材料，自觉联合起来新辟乡村道路4.4万km，拓展出村的道路，架设小型桥梁，实现了村村通车。交通的改善使水泥、钢筋等物资的运费降低，农民从外地运来水泥、沙子改造房屋，政府也积极提供贷款支援农民改善居住环境。
　　传统的韩国农民饮用井水，而汲取井水过程繁杂且不卫生，村民便在村里建起蓄水池并引山水入池，利用地下自来水管道将水送往各家各户。随着新型炉灶投入使用，韩国政府向使用柴火为主要燃料的农村引进改良的炉灶，改用煤炭和石油等现代化燃料，不仅每年可节约330万t木柴，还大大提高了农民生活便捷度。
　　政府还积极推进农村电气化和农村电话事业。20世纪60年代末，韩国仅有20%的农民安装电灯，其余的农民依然在使用油灯，到1978年已有250多万农民家里都装上了电灯。政府通过实施扩大电话网计划，至20世纪90年代农民电话普及率达99.9%，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也开始在农村普及。经过“新村运动”，韩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极大程度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村民生活环境。
　　2、建立覆盖全国的行政网络。为指导“新村运动”的建设，韩国政府成立了全国性的“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并以此作为新村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协议会会长由内务部长兼任，各个道、郡、邑都设有相应的协议会，实行垂直领导、管理和指挥。在邑这一级基层行政机关，设立新农村运动促进委员会，在中央有关部内设定分管这一工作的处室和负责人，并精简了重复的中间环节，提高了工作效率，有效地防止了相互推诿的现象。此外，韩国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监督检查制度，明确规定了监督对象、范围、方法、信息分析、反馈体系等。
　　3、推进村庄分类治理。韩国政府根据各村的集资水平、劳动效率、村民相互配合能力以及工业产品开发能力等因素的综合考评，将全国的村庄划分为基础村、自助村、自立村3个类型，村民参与程度低的村庄为基础村，参与程度高的村庄为自助村、自立村。政府为激励基础村提高参与程度，将支援物资发放给自助村和自立村，要获得政府支援，村民必须进行自助事业，通过努力升级为自助村和自立村。
　　4、加强农村土地改革。韩国“新村运动”时期的土地改革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农村土地扩张与开发阶段（1967—1976年）、农村土地合理规划阶段（1977—1986年）、农村土地政策完善和提升阶段（1987年至今）。第一阶段是为了解决大量农业人口从农村涌向城市，因此治理重点在于农田水利、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农地规模化整治和引进现代化的生产方式进行农业生产。第二阶段是为了整治前期由于经济发展为主的治理理念带来的土地无序利用的不良后果，韩国政府出台了《环境保护法》《山林法》《首都圈整治规划法》等法律，有效地促进了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整治。第三阶段重点在于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农村景观维护和农村产业发展，逐渐由物质建设转变为文明建设。
　　5、动员全民参与建设。“新村运动”的基本精神是“勤勉、自主、协同”，鼓励国民勤劳、自强自立、团结一致，充分调动国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激发国民的创造性。农民作为乡村社会最活跃的群体，政府除了改善农民生活环境，还注重农民的精神文明建设，将农民伦理道德建设运动与行政项目相结合，激发农民积极向上的精神，引导农民通过自身的勤劳和自立改变贫困现状。中央政府还组建了“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以培养大批新村指导员，由他们组织带领村民进行各项建设活动，每项工程开工前都要经过全体村民的充分讨论和协商，意见统一才能行动。政府还对国会议员、各部部长、大学教授以及新闻、企业职工、将军、公务员、指导员进行集中培训，召集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商议解决问题。
　　（摘自《日韩经验对中国农村空心化治理的启示》，《湖北农业科学》2021年第10期）
　　 
　　（三）美国的应对策略及其效果
　　1、着力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
　　美国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模式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在独立战争后，面对大量国有土地和西部广袤国土荒芜闲置的现实，美国政府通过颁布诸多土地法令，促进了土地开发利用，同时为农业规模化经营奠定了制度基础。如1790年，美国政府出台新的土地政策，规定按照每英亩2美元的价格出售土地，而且买方必须一次性最低购买640英亩。特别是1862年，著名的《宅地法》得以颁布实施，该法规定，凡年满21岁的美国当地公民，在缴纳10美元手续费后，即可免费获得160英亩的土地，而且在耕种5年后，可以拥有所有权。这对美国家庭农场规模化经营模式的确立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南北战争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美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明显提速，农业劳动力匮乏局面更加严峻。美国国会通过了大量指导农业规模化发展的法律，确立了农业规模经营的基本政策取向。同时，政府通过财政补贴、金融信贷支持、价格调节、政策引导等经济和法律手段，鼓励农户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在上述政策作用下，美国农业规模化经营取得了积极进展。在1930-1970年间，伴随着美国农村人口数量的快速萎缩，大农场导向的农业政策致使农场数量急剧减少，其经营规模迅速扩大，标志着美国进入到了现代农业阶段。1970年之后，美国农场进入规模竞争时代，其数量趋于稳定，经营规模缓慢上升。
　　2、重视农业科技投入，大力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
　　对于农业投入要素而言，农村人口空心化带来的是劳动力投入的锐减，但这同时为提高资本和技术两种要素的投入比例提供了契机。美国政府紧紧抓住这一重要机遇，通过立法保障、政策支持、技术推广、市场诱导等方式，加大了农业科技投入力度，全面提升了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科技推广应用水平，大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早在19世纪60年代，《宅地法》的颁布和蓬勃的西进运动使得以畜力替代人力的生产方式迅速推广，特别是钢铁工业生产能力的提高为大量农机具的推广提供了可能。在南北战争后，为美国农业技术进步提供重要支撑作用的《哈奇试验站法》（也称《哈奇法》）在美国国会通过。1906年，美国实施《亚当斯法》，为加强农业科研投入提供了重要财力支持。1914年，美国国会通过《史密斯-利弗法》，农业技术推广协会得以成立，构建并完善了农业合作服务推广体系。进入20世纪30年代，农业机械、作物新品种、化肥、农药等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在美国得到大面积推广和应用。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20-1940年，美国农业生产中的机械化比重由23.1%提高到93%，拖拉机总量由1920年的24.6万台增加到1945年的235.4万台，提高了8.6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美国大力推动现代化农业机械和生物技术的应用，使得农业生产效率进一步快速提升，但也同时导致化肥、杀虫剂、土壤改良剂的过量使用，带来了一系列农业环境质量问题。
　　3、推动农民教育培训，提高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
　　美国政府历来重视对农民的教育培训，并以此成功地把知识贫乏的农村人口转化为优良的劳动力资源。1785年，在实用教育趋势影响下，美国社区农业科学学会的前身即费城改进农业学会成立，其主要任务就是推动农业教育和传播农业科技知识。西进运动开始后，以加丁那学校（Gardiner College）为代表的大批农业学校陆续在缅因州、康涅狄克州、纽约州等地建立起来。真正为美国农业教育奠定重要基础的是1862年国会通过的《莫雷尔法》(即《赠地学院法》)。该法案规定，各州通过土地拍卖出售，至少要兴办一所农业和机械技术学院。事实证明，《莫雷尔法》的成功实施极大促进了美国农业教育的开展，为美国农业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劳动力。统计数据显示，在1862-1926年间，美国各州相继兴办了69所农业院校，在校学生近40万人。随后，美国通过《哈奇试验站法》《纳尔逊修正案》《史密斯-莱沃农业推广法》《帕内尔法案》等一系列法案，构建了具有美国特色的集农业教育、农业科研与农技推广于一体的系统机制，提升了美国农民教育的科学化水平。同时，美国组织成立了4H俱乐部（即Head、Heart、Hand、Health）和未来农民协会，帮助农村青少年掌握劳动技能，培养其实践能力以及对乡村生活的认同和热爱。
　　美国的农业教育培训政策产生了积极效果，到20世纪70年代，全美国有92.8万人接受了中等农业教育，24.8万人获得农学学位，城乡之间的教育年限差别缩小到0.1年。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1985年，农场主和农业工人完成12年以上教育的人数占比分别达到75.7%和49.9%。农业教育的显著成果提高了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成为推动美国农业现代化转型的主导力量。以至于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Sehultz，1964）在总结美国农业发展经验时认为，学校教育投资是形成劳动生产能力和进行人力资源塑造的最重要投资。同时，帕维利（Paviri）研究发现，美国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71%和农业产量增加的81%要归功于农业教育和科研。可见，发达的农业教育为农村人口空心化加深时期的美国培养了一大批懂技术、会经营的新生代农业接班人，承担起了农业转型发展的重任。
　　4、加大支农政策力度，凝聚农业生产的职业吸引力
　　美国联邦政府通过积极的政策干预，积极发挥财政和金融手段的强大作用，稳定了农业生产的较高收益水平，保障了农业生产的职业吸引力，使得大批选择继续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场主有信心和能力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推广应用农业技术最新成果、提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集约化程度。作为美国财政支农的重要手段，农业补贴政策始于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农业调整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农业补贴政策历经价格支持、现金补贴、目标价格和目标收入补贴等多项内容的演变过程，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农业支持体系。截至2008年的《食品、环保和能源法案》，美国历史上共出台15个农业法案，在不同层面完善了农业补贴政策。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美国联邦政府对农业生产行为的补贴支出已达到农场主总收入的15%-24%。辩证来看，高额的补贴投入虽然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以及农民盲目扩大生产所造成的生产过剩，但其有效防止了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利益的边缘化。同时，在金融支持农业发展方面，美国联邦政府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积极构建以商品信贷公司为依托的农产品价格支持制度，取得了良好效果，并一度成为美国农业支持政策的支柱力量。
　　 
　　（四）法国的应对策略及其效果
　　1、进行土地资源整治，适度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
　　随着法国农村人口数量的锐减，农民加快了与土地的分离过程，这为法国改造传统小农生产模式，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供了历史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戴高乐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土地集中和提升经营规模的政策措施。1960年，法国《农业指导法》颁布实施，通过成立“土地整治与乡村建设公司（SAFER）”，收购闲置的零碎土地，出售给大型耕作者进行规模化经营。据统计，1960-2005年间，SAFER累计收购1703万公顷土地，约占法国耕地总量的60%（刘长全，2020）。1962年，法国颁布实施《农业指导法补充法案》，以提供财政补贴为激励手段，促进小型农场向中型家庭农场转变。1980年、1994年、1999年和2006年，《农业指导法》历经四次修订，完善了农地经营权配置机制。土地资源整合推动了土地所有权、经营权和用益物权的流转，提升了土地经营规模，避免了农村人口空心化背景下的土地资源利用低效和浪费问题。1955-2016年，法国农场平均经营规模从15公顷提升到61公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耕种面积在20公顷以上的中型以及大型农业生产者数量显著上升。有别于美国的大规模、大农场式生产，法国的农业规模化水平处于中等水平。
　　2、做好农业劳动力“减少”与“增加”转换，推进生产主体代际更替
　　面对农村人口空心化的现实，法国政府积极进行政策调整，通过劳动力“减”与“增”的转换，着力推进农业生产主体代际更替。首先，在“减少”方面，鼓励老人和妇女等弱势农业劳动力退出农业生产领域。20世纪70年代，法国政府通过设立“非退休金的社会福利补助基金”，以向老年农民发放终身津贴的形式，鼓励年龄在55岁以上的老年农民退出农业生产。同时规定:农场继承权只能移交给农场主的配偶或有继承权的一个子女，其他继承人只能从农场继承者手中得到一笔继承金。该项制度取得了很好效果，据相关学者测算，在1954-1962年间，大约有44万名老年农民选择交出土地，领取终身津贴;在1965-1970年间，又有约30万人退出农业耕作。1965-1970年，法国老年农民主动放弃土地进而领取终身津贴的总额出现迅猛增长。
　　其次，在“增加”方面，法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鼓励农村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在家务农，培养其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主力军。1960年，法国《农业指导法》明确规定，土地整治公司将购买到的闲置土地进行标准化改造，然后以低价出售给生产经营能力较强的青年农民，支持其成为大农场主。同时，法国政府还通过公共财政补贴，优先安置和培训初次进入农业生产的青壮年劳动力，而且在生产生活方面提供一定额度的无偿资金援助，2001年，法国政府仅该项支出就达5.3亿欧元之多。进入21世纪，在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框架下，法国通过实施“青年农民捐赠”“青年农民补贴”制度，增强青年农民的务农积极性。
　　3、推进农业科技要素对劳动力的替代，提升农业生产经营效率
　　为了应对人口空心化所导致的农业劳动力要素投入匮乏的局面，法国政府通过提升农业技术装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科技要素对劳动力的替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政府通过总价优惠、差价补贴、信贷支持等手段，鼓励农场主购置农机具，兴建水利、电力、道路等农业基础设施。在政策激励作用下，法国主要农业机械投入量大幅增加。农用拖拉机数量由1950年的13.7万台提高到1983年的149.5万台，联合收割机数量则由1950年的0.49万台提高到1983年的19.8万台。农业机械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法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初步实现了机械对人力的替代。
　　与美国侧重农民劳动生产率和日本侧重土地生产率不同，法国在应对农村人口空心化的路径上，选择了“两条腿走路”的方式，既注重通过加大农业机械投入，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又注重化肥和生物技术的应用，以提高土地生产率。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1961-1966年间，法国农产品中的小麦、玉米、工业甜菜和土豆的单位面积产量均取得显著增加。当然，随着大量化肥、农药的应用，也给法国农业带来了农产品质量降低、土壤肥力下降、面源污染严重、生态环境退化等一系列问题。
　　4、进行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创新
　　针对农业劳动力大幅缩减的趋势，法国政府通过鼓励发展“一体化农业”、土地租赁经营新形式、农业合作社等，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取得了良好效果。首先，在运用工业化成果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的背景下，“一体化农业”新形式应运而生，它是法国农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推力。其次，法国还大力推进土地租赁经营的新形式，这也是解决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背景下土地荒废、耕作粗放等问题的有效办法。再次，1967年和1972年，法国政府相继颁布实施《合作社调整法》和《农业合作社条例》，通过财政补贴、法律引导、金融支持、税收优惠等各种途径，积极支持农业合作社发展。1985年以后，法国农业合作社发展进入成熟期，90%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成为法国政府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载体。
　　总体而言，法国通过有效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较好地应对了农村人口空心化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同时也抓住了农业劳动力大幅缩减的历史机遇，成功实现了由传统小农经济为主导的落后农业国向现代化大生产农业强国跨越的历史愿景，并一举成为当前欧盟区域内最大的农业生产国和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农业食品加工业出口国。其中的成功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和学习。
　　（摘自《美、法、日三国应对农村人口空心化的国际经验借鉴》，《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3年第1期）
　　 
　　【对策建议】
　　一、农村空心化的破解思路
　　（一）撤并空心村庄。通过加快我国空心村庄撤并调整，促使空心村产业资源要素整合及有效利用。一方面依据现有空心村距离城镇远近，近郊型空心村选择撤村进城模式，而距离城镇较远的空心村，可以按照地理相近、民俗相近和产业相同原则选择合村并建，提高我国农村区域集聚生产要素的能力；另一方面在空心村撤村并居推进方式选择上，建议撤村并居要与区域产业布局调整有机结合，围绕土地流转和非农就业、新型职业农业培育、“产业+社区”，以及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等方面，系统规划和科学设计撤村并居形式，确保农民能真正受益。
　　（二）盘活闲置土地。通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盘活空心村土地要素资源，有效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我国空心村改造。一方面，开展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经验和示范推广，加大和完善土地政策，引导土地生产要素持续释放发展红利；另一方面，进一步优化宅基地、集体非农土地等资源配置，推进原空心村闲置资产和集体资产有效利用，建议考虑通过村集体闲置资产拍卖、转租或者合作开发形式，进一步盘活资源，用于抵偿村级债务、增加空心村的造血功能，以此形成空心村的自我发展能力，为破解我国农村空心化提供发展源动力。
　　（三）重聚人口要素。通过构建“内引外返”的农村人口返村机制，鼓励有专业技术的青年返乡创业，辐射带动本地农村居民就地就业。一是不断完善优秀农村基层人才的吸引激励政策，以培训、税收、信贷、金融服务等多方面优惠政策，吸引外出务工劳动力积极返村创业；二是提高农民素质和技能，从现代农业技术、农业新型经营管理方法等方面培养具有新型职业技能和乡土情感深厚的新型农民，激活农村劳动力存量；三是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提高农村公共服务质量，使当地城乡居民享有基本同等的待遇和福利保障，创建良好的留人环境。
　　（四）加大资金投入。通过构建空心村产业发展多渠道融资体系，确保我国空心村产业资金供给充足。一是加大国家和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通过争取乡村产业振兴、国家粮食主产功能区建设等必要的政策支持，增加对空心村财政投入；二是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与激励政策，通过综合运用政策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种类，加大我国各级支农部门对于空心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金融支持；三是吸引社会资本进驻空心村产业建设领域，可采取城乡结对，村企互动、农民入股等多种形式吸纳社会资本，支持潜力优势农业企业或公司长期参与空心村产业建设，引导金融机构等社会资本注资我国各地农村产业项目，加快村企产业共建步伐。
　　（五）壮大市场主体。通过培育壮大空心村生产经营主体，提高当地农村产业化程度。一是引导当地农民开展组织化生产活动，与当地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以及其他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结合起来，提高规模经济效益；二是引入现代企业理念，重点培育当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充分利用集体力量促进农村发展，助推产业兴旺；三是健全农业农村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通过培育各种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农村产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四是注重提升小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通过科技培训、职业教育和政策扶持等形式，使小农户能独立成为市场主体，将产业发展与小农户经营有机衔接，带旺农村产业。
　　（六）拓展农村生产和生活功能。一是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这是拓展农村产业功能前提条件；二是因地制宜对农村的区域条件、资源禀赋、生态环境等进行开发利用，构建农村产业发展的新格局；三是提高农村产业与资源环境的匹配度，发展特色农业，带动农业农村产业多功能拓展。因此，我国各地农村应结合当地资源禀赋，通过加快农村体制机制创新，提出切实可行破解农空心化的对策建议。
　　（摘自《我国农村空心化的问题甄别及破解之策》，《农业经济》2022年第12期）
　　 
　　二、农村空心化治理路径
　　（一）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提升农业竞争力水平，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这就要求政府，一是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农村人口大量外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业生产收益较低，不能满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二是加快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特色农业。农业产业优化不仅能提升农产品的多样性，增加农民收入，同时也能促进农业加工业的发展，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发展。三是扩大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和合作化经营模式。针对农村人口流失现象，当地政府可以有效引导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将农业产业做大做强，可以采取“农业龙头企业+农户”“政府+企业+农户”“合作社+农户”“能人+农户”等经营模式，促进农民收入提升。
　　（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村人口的流失造成了农业经营主体的变化，传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下一家一户式的农业发展效率低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因此，推动农场经营、企业经营、合作经营等新型经营模式，能够有效推动农业产业的集约化、组织化、规模化、专业化、商品化。农业经营主体可以将分散的小农户、碎片化的土地、闲散的人员等组织和集中起来，不但可以促进农民增收，也有利于抵抗农业风险，提升农产品深加工，有效延伸了农业的产业链。
　　（三）合理规划农村布局。针对农村人口流失和房屋闲置、破败的现象，村两委需要做好村庄规划，将闲置的农村宅基地进行统一规划，可以将其组织起来用来统一出租，可以作为农村产业发展的仓库、物流转运点等场所；将农村破败、坍塌的房屋统一拆除，用来统一规划修建。此外，需要规范农民新的房屋建设，根据当地特色和特点，新修建房屋可以做统一的标准和设计要求，做到具有当地特色的民居，多方面整合有限资源，做好政策和制度组合拳，完善农村资源配置和土地问题。同时，做好农村交通、广场、村办等规划布局，方便广大村民出行、健身、娱乐、议事等活动的开展。
　　（四）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快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不仅可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同时能够带动农村医疗、教育、住房等发展，促进城乡居民自由流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政府在制定政策和出台措施、深化城乡配套改革、健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时候，需要考虑农村的利益诉求，一方面可以促进农村人口就地转移和就业，满足就医、看病、就业、教育、住房的需求；另一方面需要统筹城乡制度，打破城乡制度造成的社会保障差异，实行统一的制度。
　　（摘自《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空心化及其治理路径研究》，《农业经济》2023年第12期）